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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些年,我们一起追过的G20
2016-09-05 10:18:13  来源:人大重阳  责任编辑:康逊斌  

    作为新型智库,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连续四年承办了G20智库会议,超过1000位全球政要、智库学者受邀出席,出版了11部G20研究著作,并被官方授权为2016年T20共同牵头智库。作为人大重阳执行院长,王文回忆了这一系列智库参与G20峰会的历年进程与个人思考。

  

    图左为《对外传播》刊文第一页;图右为华夏时报正版刊文    

    2016年9月4-5日在杭州召开的G20峰会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主导全球经济治理顶层设计的峰会,在中国对外交往史上将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,也是中国国际影响力与软实力提升的标志性事件。    

    在倒计时30天时,笔者曾在《人民日报·海外版》头版撰文指出,“中国拥有这样难得的机会,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,也不是别人施舍来的,而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不断融入国际社会,参与国际体系的建设与改革,尤其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中国对世界发展的贡献不断提升的结果,背后凝结着全国两三代人的艰辛努力,也凝结着近年来数以万计的各级官员、智库学者、媒体人士、社会活动人士的持续贡献。”作为被官方任命的2016年G20智库峰会(T20)共同牵头智库,笔者与所在机构参与G20相关工作三年有余,从中体会了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艰辛探索与成长历程。    

    (一)2013 年,第一次举办 G20,智库论坛时的不易     

    2013年初,笔者与同事们关注到两个被忽视的智库研究细节:一是根据2011年法国G20峰会后的共同声明,此后四年的主办地分别是墨西哥、俄罗斯、澳大利亚与土耳其,其中谈到“2015年之后G20的主席国将由轮值地区选举产生,首先由亚洲小组开始,包括中国、印尼、日本和韩国”。二是当时国内已经有像上海合作组织、金砖国家、APEC等各类多边智库交流平台,但G20层面的全球治理领域的国际智库平台却没有。于是,在各方支持下,人大重阳开始由G20起手,思考如何通过智库影响全球经济治理,进而提升中国影响力。    

    2013年8月21-22日,人大重阳承办了题为“大金融、大合作、大治理”的20国智库研讨会,邀请了G20国家的26名代表参加研讨会,为两周以后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举行的G20峰会献计献策。当时,一些舆论用“中国首次举办20国智库会议”、“中国智库初显国际号召力”等标题来评价此次会议。的确,在此之前,中国任何高校或研究机构都没有举办过如此规模的研讨会,议题设计、代表邀请、会议流程都存在着诸多真空带,脑海中一片空白。    

    

    2013年8月21-22日,大金融、大合作、大治理”的20国智库研讨会    

    幸得相关部门与学校的指导,此时会议相当成功。一是参会国齐,代表性强:G20国家均有全球治理专业的智库学者参加;二是会期及时,影响直接:在当年G20峰会之前的半个月召开,收到了2013年主办国俄罗斯和2014年主办国澳大利亚官方的相关反应。更重要的是,会议还通过了全球第一份G20智库共同声明,呼吁延续这个国际治理机制。毕竟,当时已有欧美智库开始质疑G20的作用了。    

    于是,在时任各方领导的支持下,我们递交了“建议我主办2016年G20首脑峰会,拓展国家利益”的内参报告,并于2014年4月先后在《人民日报》、《环球时报》公开刊发文章,阐述2016年G20对世界治理与中国发展的意义。    

    不过,在当时中国智库界而言,对于全球治理、G20意义并没有充分的思想认识,印象最深的反而是会务。    

    比如,如何请会议代表。中国一些企业或机构常习惯于邀请一些国外政要、名流来撑门面,容易给外界留下中国是“人傻、钱多、速来”的“暴发户”消极印象。那时,曾想过邀请几位前外国政要,但对方动辄开出头等舱、数位随从、数万甚至数十万美元的出场费等要求。很明显,国外名人尤其是一些著名前政要已被中国“宠坏了”。最终20国智库会议决定邀请真才实学者,选择了开扎扎实实的研讨会,而不是办一个走过场的会议“名利场”,尝试将十八大以后出台的“八项规定”改革运用于国际场合。

        再比如,会议的议事规则。中国盛行的各类学术研讨会,不少都出现过会期过长、议事散漫、会程延时等不良现象。我们采取的方式是,既然大会已分发了各自递交的与会论文,就最好“脱稿”发言,且贯彻了“人大重阳议事规则”,用5分钟沙漏严格计时。当时就有国际学者评价,这是第一次感受到中国知识界的会议创新追求和务实学术形象,可那会已是2013年了。    

    又比如,会议的结论。当时达成的“20国智库共同声明”堪称一个典型范例。该声明同意“着手组建G20智库年会机制”被视为是中国人主导的第一个全球智库机制。声明虽只有500多字,讨论之前却经过数轮的艰难沟通、几易初稿,会议讨论时也争论激烈、几度陷入僵局。这背后折射的是三年前中国学者的国际化理念、英文能力、学术外交水平相对滞后。    

    (二)2014 年 G20 智库会议,争取更多的国际舆论支持    

    2014年9月5-6日,人大重阳召开了第二届G20智库论坛,此次参会者比前一年多了一倍,美国前总统吉米·卡特受邀出席开幕式。通过两天讨论,会议再次通过G20智库共同声明,建立了全球首个由中国智库领衔的“G20智库年会机制”,还明确写入“G20智库支持中国申办2016年G20峰会”的条文,并出版了当年的G20研究蓝皮书。然而,在讨论声明中,我们发现,中国是否能成为2016年G20主办国,日本是最大的竞争对手,必须在国际舆论上获得支持。

    

    2014年9月5-6日,人大重阳召开了第二届G20智库论坛    

    2014年11月15-16日,G20首脑峰会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举行。此前两天,G20峰会前唯一一场主题为“加强全球增长”的预热峰会(pre-summit conference)同城举行,由国际商会(ICC)与加拿大、澳大利亚、中国各一家智库联合主办。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是承办此次峰会的首家中国智库。这场论坛相当重要,一天半的会议共约20位全球演讲者,包括经合组织(OECD)秘书长古里亚、国际商会(ICC)主席麦格劳、下一届G20主办方土耳其总理达乌特奥卢等重量级嘉宾。    

    相比之下,中国的声音与力量却少得多。除了由中国人民大学代表团四位演讲嘉宾(前中国银行副行长、ICC执行理事、人大重阳高级研究员张燕玲,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赵锡军教授、,人大重阳高级研究员庞中英以及笔者本人)外,在场的中国官员、学者或相关人士相当少。    

    次日《澳大利亚人报》大幅报道了中国学者的演讲观点,还透露“由于国际舆论上的偏好,澳大利亚最终放弃了它最亲密的伙伴日本,转而支持中国主办2016年G20峰会”。第三天,习近平主席在布里斯班宣布中国将主办2016年G20峰会。当时我们几位是欢呼雀跃,像是申办成功了又一场奥运会。    

    

    2014年11月15-16日,G20首脑峰会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举行,中国人民大学代表团演讲嘉宾    

    就在预热峰会的当晚,一场由中国某企业独家赞助、600多人参加的晚宴也在布里斯班举行。晚宴上,澳大利亚内阁成员、州长、市长悉数出席。但正如一位通晓中国国情的加拿大学者在席间与学者耳语:其实国际社会更希望能够与中国人交流思想。当然,中国人很有钱,愿意多出钱,国际社会也很乐意。    

    当时,听到这段话时,笔者汗颜。这些年,中国的腰包鼓起来,但形象却渐渐“土豪化”。让国际社会看重的,是中国人的钱,这是骄傲,却又是另一种悲哀。中国参与世界的建设,不只是钱,更应是思想。国际社会希望得到的,不只是中国人的钱,更是中国人的思想。    

    此后两天,笔者看到的仍是如此。11月15-16日,在G20峰会唯一能让非官方代表团人员进入的媒体中心,这种中国思想的欠缺感同样存在。在能容纳数千人的大会场,各国记者、学者、非政府组织人士均相当活跃,希望借这个全球20个最重要国家首脑聚会的场合发挥自己的影响力。但中国人却相当少。当时,我们越来越觉得,G20是全球最重要的大国协调机制,是国际金融治理与改革的最关键平台,中国人不能失声,中国智库更不能缺席。    

    (三)2015年,逐渐进入G20筹备期的思考    

    2014年布里斯班预热峰会,在笔者演讲后的两个小时,国际政治学教授出身的时任土耳其总理达乌特奥卢,在同一个讲台上脱稿侃侃而谈了70多分钟,直面目前G20机制出现的诸多困难,谈到2015年G20由土耳其主办将把重心放在“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的经济融合以及关注穷国利益”等诸多要点,内容非常打动人。会后笔者特意上前向他询问,达乌特奥卢总理透露,土耳其很重视这场会议,已筹备了好几年。那么,G20的峰会,中国两年时间的筹备够吗?

  在澳大利亚主办的G20会议开始前几天,中国刚主办完APEC会议。北京“上善若水”的表演秀、雁栖湖的美景、“APEC蓝”都给了世界巨大好感。一到布里斯班,当地G20工作人员就说,中国人太了不起,我们办会一直在拼命学习中国,但肯定赶不上北京的水平。果然,当G20峰会第一场首脑午宴是澳式烧烤时,澳大利亚网络上一片吐槽声。有的说:人家刚在北京吃完精致国宴,到咱们这儿来就吃烧烤,太寒碜了。    

    但另一方面,G20的内容却是实实在在的,澳总理阿博特屡屡出现在其他大国及各类矛盾的斡旋位置,澳大利亚的大国形象得到了空前的凸显。可见,一场成功的会议,不能只在于会务的高超水平,更在于要有实质性的内容,以及获取国家利益与塑造国家形象的能力。    

    2014年12月1日,土耳其G20峰会的二十国工商会议(B20,Business20)和二十智库会议(T20,Think20)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市召开。在那场会上,400多位国际大公司总裁、世界知名智库精英与会讨论各项国际规则,并公布了未来一年的各类国际论坛时间表。这正式标志着土耳其接棒G20、筹备进入倒计时。

  土方透露,土耳其力求将2015年打造成世界“土耳其年”。遗憾的是,虽中国官方派人参加了同时并列召开的G20协调会,但B20、T20两次会议却没有中国方面重要人士参加。主旨演讲嘉宾没有一个是中国人,全场热议影子银行、中小企业发展、国际反腐、国际贸易等,与中国一贯的主张存在不少差异。笔者抓住一次机会,阐释中国价值,引来全场数百人的啧叹与掌声,组织方立刻公开回应:“我们应该多请中国人参与的,可惜……”欲言又止,个中内情不得而知。    

    2015年土耳其安塔利亚G20峰会,中国智库发声    

    此时,我们更意识到中国参与的重要性。于是,2015年,人大重阳成为土耳其G20峰会的唯一中国合作伙伴,笔者与同事先后6次赴土耳其,将大量中国思想与经验告诉土耳其方面。尤其是11月13日背靠背举行的安塔利亚T20会议上,300多位来自全球顶尖智库再次大规模地聚首讨论,中国智库开始增多,不只是我们人大重阳,还有来自中国社科院、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的中国同行。    

    幸好我们提前得知,在土耳其T20主席声明里竟出现不公之辞:“2016年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来自中国经济下行”。当时,我与在场中国智库同行强烈反对:这么说对中国经济是不公平的,2014年中国经济对全世界增长率贡献超过40%。强烈抗议,如果不删掉这句话,中国智库就集体退场。最后,土耳其方面删去了这句话。次日,人民日报还专门发了一篇《安塔利亚吹来“中国风”》的文章,赞许中国智库在土耳其越来越活跃的影响力。    

    不过,中国人的国际力量仍相对太小,且广泛存在于诸多国际论坛机制或非政府国际组织中。据研究统计,全球约6万个非政府国际组织或国际论坛机制,有中国人介入并发挥作用的不足3%,这是目前中国与国际社会交往不顺畅、中国国际形象塑造乏力的重要原因。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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