学习笔记 | 深刻理解全人类共同价值的“共同”与“不同”意涵

2026年7月1日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指出，“新征程上，我们要顺应人心所向、大势所趋，高举和平、发展、合作、共赢旗帜，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，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，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、全球安全倡议、全球文明倡议、全球治理倡议，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”。全人类共同价值，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，为回应全球性问题和世界性难题提出的价值主张，如今已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、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标识性概念与原创性范畴。深刻理解全人类共同价值，需要进一步追问：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何种意义上的“共同”？不同国家之间如何达成价值共同？应如何认识价值的同一性与差异性、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关系？

一、何种意义上的“共同”

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以人类为主体的价值，是世界上不同国家的人们所应共同追求的价值准则。以人类为主体，并不意味着否定世界上存在不同民族、国家与文明。提出共同价值，关键在于解决不同社会制度、意识形态、文明类型、历史文化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，如何能够实现价值共同的问题。就字面而言，“共同”包含“共”与“同”两层含义：“共”意指共识、共享，“同”则指向相同、同一。

一方面，全人类共同价值之“共同”，指向不同民族、国家和文明经由交往交流而形成的“价值共识”。这意味着，尽管各国在制度、意识形态、传统文化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方面存在差异，具有各不相同的价值观，但在交往交流过程中能够彼此理解、互相认同，在价值理念层面达成一些基本共识，这些共识即构成全人类共同价值之“共同”的基础。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，重要着力点之一便是凝聚价值共识，在差异中寻求共同，实现价值观层面的求同存异。这一过程并非简单地将不同价值观相加或强行统一，而是在承认和尊重价值观多元性的前提下，通过交流互鉴，确认各民族、各国、各文明共同的价值追求。

另一方面，全人类共同价值之“共同”，亦指不同民族、国家和文明在价值层面所蕴含的共性或普遍性。这一层面的“共同”并非以价值共识为前提，而是源于各国面临共同的生存境遇和实践课题，从而必然形成的价值共同。它是一种客观层面的共同，是在具体、特殊的价值表现基础上可加以提炼的普遍性要素。它不立足于价值共识的主观生成，而是立足于个性与特殊性基础上的“价值共性”。尽管文明多元、各具特质，使得不同文明的价值观念和价值体系各有特色，但任何文明都不可能始终孤立封闭、自我发展，与其他文明总会存在某些共通之处。随着全球化进程和世界历史发展的不断深入，这种共性与共通性日益彰显。

可见，全人类共同价值的“共同”，既可指各国通过对话交流形成的价值共识，亦可指各国在价值理念层面体现出的共性与普遍性。我们既要强调价值共识，主张人类社会所信奉的价值应产生于不同主体间的交往交流之中，防止共同价值由个别国家擅自定夺、以一家之言取代价值对话；也要注重价值共性与价值普遍性，以此防止价值特殊主义或价值相对主义，即认为价值纯属主观观念，只讲本国、本文明的独特性，而断然否定不同国家、不同群体之间形成共同价值的可能性。

二、不同国家价值共同何以可能

深刻理解全人类共同价值的“共同”，还需把握其生成的基本逻辑与现实基础。来自全世界不同国家、民族和文明的人们，何以能够形成全人类共同价值？从根本上说，基于共同的人性和人之为人的共通性，即无论来自何方，人作为人总有区别于动物的共同价值规定。然而，仅从人性出发，容易陷入抽象人性论的窠臼，得出“共同价值自人类诞生之日便已存在”的结论。倘若共同价值早已内在于各文明之中，与人类社会同步起源，便无法解释为何今日才明确提出全人类共同价值，弘扬这一价值也就失去了现实针对性。

应当认识到，共同的人性与人之相通，并不必然导致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形成，它只是必要条件，尚不构成充分条件。共同价值的凸显，与当今世界所处的历史大势和人类社会面临的时代挑战密不可分。共同价值背后，必然是我们这个时代不同国家的人们拥有共同的生活境遇、共同利益、共同问题乃至共同命运。

普遍交往所带来的共同生活，是共同价值形成的前提与基础。一个国家内部之所以有共同价值，在于其国民面临共同的条件，如共同的领土、法律、制度、风俗和生活方式等。同样，不同国家的人们之所以能够形成全人类共同价值，也基于类似逻辑。古代社会各国之间往来稀少，或仅有有限的贸易和文化交流渠道，无法为各国民众提供共同的生活条件。而在当今时代，国家间的相互依赖与相互影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与深度，世界日益联结为一个整体。人们可以远赴世界各地旅游，品尝异国饮食，全球同步欣赏同一部电影，即时获知国际大事的发生，共同探讨热点议题。这一切都为共同价值的形成提供了时代背景。面对已进入世界历史、不断全球化的人类社会，各国无论怎样强调自身的差异与独特性，都不得不直面“同一个世界”，并由此能够形成共同价值。

共同价值之所以可能，根本在于不同国家之间存在共同利益。现实中，人们往往视价值追求为超越物质利益的精神性追求，以为追求价值比追求利益更为高级。然而，我们不应全然否定利益与价值的内在关联。离开利益去谈论价值，价值便容易沦为空洞的口号。共同价值背后必有共同利益的支撑，没有共同利益，谈论共同价值也是不可能的。这里所强调的共同利益，并非狭隘的经济利益或功利考量，而是指向那些关乎人类命运、因而与各国未来发展密切相关的根本利益。尽管国家利益仍是各国的主要考量因素，但在面对事关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时，不同国家和地区往往能够超越国界，达成较为广泛且统一的共识。世界和平、全球发展和人类文明的维系，无疑符合大多数国家的利益，这决定了各国有可能搁置分歧、寻求共识，共同探寻解决问题的路径。

共同利益往往在共同问题面前才能被真正认识。各国面临的共同问题，是促成全人类共同价值形成的直接动因。当今时代，人类遭遇诸多无法回避的共同挑战，这些关乎人类未来命运的问题，必然倒逼人类内部重新审视固有的国家至上价值理念。应当看到，当前各类挑战与问题摆在世界各国面前。比如，当下的战争，尤其是核战争，威胁的不仅是单一国家，更关乎整个人类文明的存续。全球发展迟滞不仅造成经济领域的困境，更波及人类社会各领域的系统性难题。工业化进程加快的代价是人与自然的冲突加剧，“自然的报复”日益具有现实性。某些传染性极强的疾病，因全球人口与商品的频繁流动，对世界各国人民的生命健康构成冲击。应对这些全球性问题和挑战，需要世界各国的协同行动，而共同的行动有赖于共同的价值认同、共同的价值立场和共同的价值目标。

当今世界，经过长期的经济全球化进程，世界历史已步入新的阶段。若为此阶段命名，不妨称之为各国“命运与共、休戚相关”的阶段。面对显而易见的全人类共同利益，面对真实存在的全人类共同问题，通过积极有效的沟通交流和文明互鉴，形成广泛、包容且真正符合人类整体利益的价值理念、价值共识与价值追求，可谓水到渠成。我国提出全人类共同价值，正是基于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、对世界历史发展趋势和时代潮流的深刻洞察，对人类社会现实问题作出的积极回应。

三、价值共同并不否定多元与差异

追求全人类共同价值，强调价值共识与价值普遍性，绝不是要消除世界上客观存在的价值多元与差异，不是要另立一种与各国既有价值全然不同的全新价值，将不同国家和文明强行纳入单一价值体系，更不是借此机会将本国价值普世化、强迫他国认同和接受。践行全人类共同价值，需要妥善处理价值的共同与不同、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关系。

即便在同一国家内部，不同文化群体之间的价值差异性亦难以消除，更遑论在更广阔的国际舞台上消除国家间的多元与差异。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，以承认差异为前提，反对无视客观差异的绝对普遍价值，反对缺乏交流互鉴、唯“一家之言”的价值形成机制，反对价值标准由一国或少数国家说了算，或由一国或少数国家掌控。它是在差异基础上寻求共同，强调基于对各国价值观多样性的深刻认识与尊重，并在这一前提下谋求共同性。可以说，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，体现的是一种开放包容的价值观。它承认价值观不同是客观现实，而价值共同需要主体努力才能实现，贯彻的是“各美其美，美人之美，美美与共，天下大同”的理念。

具体而言，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，应当客观承认并允许以下差异的存在：其一，不同国家可以拥有本国所独有的价值。全人类共同价值只是各国应坚持的价值的一部分，各国完全可以弘扬具有本国特色的其他价值观。应当允许各国立足本国传统文化、在解决自身实际问题过程中形成自己的独特价值。例如，中国在弘扬和平、发展、公平、正义、民主、自由这些全人类的共同价值的同时，还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将文明、和谐、诚信、友善等作为核心价值，二者并行不悖。其二，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内涵理解，允许存在差异。就当前来看，即便各国都强调民主、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，也应看到不同国家的人们对民主、自由的理解各有不同。各国应结合自身国情形成自己的理解，提出自己的评判标准，这种标准不能由他国定夺，更不能由少数国家提供“标准答案”，更不能用所谓“标准答案”轻易评判他国的理解，给别国贴上“不民主”“不自由”的标签。其三，践行全人类共同价值，不同国家可以选择不同的道路和制度。各国拥有不同的历史、文化和社会背景，完全可以根据自身国情选择适宜的践行道路。应当尊重各国人民对价值实现路径的自主探索，他国可以提供道路和制度层面的借鉴方案，但不能强求别国走同样的道路、确立同样的制度。

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，追求价值共识不等于放弃是非对错，包容多元差异也不等于没有原则立场。我们不能假想通过对话交流甚至自我牺牲就能把所有国家团结起来。现在，个别国家出于一己之利，在本国优先、让本国“再次伟大”的口号下，置人类共同利益于不顾，刻意否定全人类共同价值。对此，我们要敢于斗争，在斗争中求团结，在斗争中求共同。

（作者系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）